宋人朱肱在《酒经》里说：“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之，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无一可以缺此。”我们都认为文人与酒似乎有着某种天生的联系。但是在先秦到两汉期间，酒还仅仅是世俗和实用之物，其实用性只要体现在庶民用来取乐，而为政者用以行礼。行礼包括了推行教化的意思。汉末魏初，酒就已非常贴近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士大夫由对酒的谴责变为对它的颂扬赞美。从此文人酗酒也不再被视为败德丑行，而是风流韵事，认为它体现了文人的高尚情趣。从此文人已离不开酒，甚至到了非酒不能成文的地步，酒圣诗豪往往联称。其中原因深究起来大致为如下几个方面：

 1.酿酒术的发达。

各朝酿酒技术的发达是首要的一点。只有农业持续发展，酿酒业发达，才有可能形成嗜酒的社会风气。豪饮嗜酒蔚然成风的朝代的酿酒术发展迅速，不同地区所酿造的名酒纷纷争彩斗艳、名目繁多。宋代相当一部分名酒还是出自文人之手，如苏轼所酿的万家春、罗浮春等。并有诗为证。他在《浣溪沙》序中说：“余近酿酒，名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其诗《浣溪沙》：“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又有《寓居合江楼》：“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自注曰：“予家酿酒名罗浮春。”

2.好酒风气的形成。

当朝酒禁的松弛或者诗当权者的鼓励有助于好酒风气的形成。历代统治者对酒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时禁酒；有时明禁暗弛；有时则身体力行，倡导饮酒。魏晋年代，虽偶有酒禁，整个社会却是放纵饮酒成风，并且饮酒还成为能否名士的重要标准之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唐代各阶层人们均喜饮酒，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成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实行税酒政策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为了标榜与民同乐，每逢喜事节日均特许臣民欢聚饮酒，并赐学士宴。唐玄宗天宝十载下敕：“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唐德宗贞元四年曾下敕规定在每个节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自宰相以下常参官至诸道奏事官各赐钱五百贯至一百贯不等，专用于百官们的宴饮聚乐。并在每个节前五日发放且“永为定制”。政府的鼓励更容易导致社会风气的形成.宋代统治者对酒采取了明为禁止而暗中鼓励的政策,借以多征收酒税以充实国库。甚至公开提出了“设法劝饮，以敛民财”的政策。这样一来，除了官僚士大夫外，市民饮酒之风也开始兴盛。明代时酒已成为民间的日常必需品，其时既不征明酒税，又无酒禁。

除此，宗教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人们总是对酒的神奇性有一固执的看法。庾穆之的《湘州记》有一个君山不死酒的神奇传说，此酒能令人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干宝的《搜神记》传说着千日酒千日后始醒。人们认为酒具有无比的神奇力量，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以至如今酒和烟同列危害人类健康两大元凶之时，人们仍然有这样的观念：烟绝不能抽，但酒可以喝一点。魏晋之时，战乱，玄学及佛、道宗教相互融合、影响，对人们的饮酒之习更有推进作用。道教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玄学和佛教追求物我同体同根。而在饮酒后的似醉非醉之间，很容易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天人和一的境界，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生命的节律中，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解脱了个人对战乱、离异、死亡等的恐惧。道家推崇的逍遥自由与酒更是有天生的缘分。

人们普遍喜欢饮酒其实最初应是因为酒的医药作用，《本草纲目》就列出各种药酒七十多种，酒被视为“以和百药，以阔万物”的“百药之长”。黄酒，我国古老的饮料酒之一，内含较丰富的氨基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在民间，妇女分娩后常饮黄酒或用其炖鸡、肉等食之，以补养身体。而葡萄酒中的维生素含量十分可观，常饮葡萄酒能养血补气。李时珍早就提出，葡萄酒有“暖腰肾，驻颜色，耐寒”等作用。

3.文人的个人因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文人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的诗人多半混迹于官场，渴求自己能被时代和社会印证，但大多命运多舛，饱经磨难，只有在自己苦心结撰的文学作品中，他们才可以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得到自己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得到的那一切。酒能帮助文人一浇胸中块垒，同时又能令作家进入“灵感”突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创作状态。

陶渊明在诗歌中丝毫不掩饰对酒的热爱以及酒对自己的重要性，“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故老赠余酒，乃喜饮得仙”（《连雨独饮》）。陶渊明处在充满篡乱的时代，曾先后五次出仕，虽都是小官职，但也看尽了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蝇营狗苟，最终他远离了功名浮嚣，厌恶了市朝奔竞，超然于物外。归隐山园后，生活简单适意。诗人时常手握杯中物，物我两忘中，内心一片澄明。而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构成的矛盾与冲突，始终郁结在诗人心头难以解开。在精神上诗人用随顺自然的思想来化解，在具体的生活中往往凭靠酒来化解。酒在许多时候还帮助陶渊明部分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酒一直伴随着陶渊明。

李白的生命形象早已经和酒密不可分，他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倒三百杯》”（《襄阳歌》）李白有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他对自己的才能、抱负高度自信，信心勃勃如长安，受到了唐玄宗的礼遇。尽管唐玄宗对李白的需要只是粉饰升平的帮闲本领，但是李白在失望之余仍然对实现政治理想抱有充分的信心。李白天性纯真热情，行事不受羁勒，任情任性，其品性本不宜做官，因此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脱节。壮士不遇，幻想破灭，又经历了被宠旋即被弃的波折，李白陷入了极深的痛苦和不平，纵使“抽到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但也只能借酒的麻醉暂且摆脱尘世的烦恼。酒成为他的知己，愿日日相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

嗜酒的文人还有很多，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不胜枚举。他们喜与酒相伴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受尽了贫困之苦，苦闷无法派遣，常借酒浇愁、抒怀自遣：“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苏轼，宋代统治集团内部尖锐激励的新旧党争导致了他一生宦海浮沉、坎坷艰辛，种种排斥打击、诬陷中伤之祸常常接踵而至；而长期在外做官，迁徙无定，怀归思亲之情也常常令他借酒排遣：“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歧亭五首》）

从历代文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酒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借酒浇愁，还是抒怀自遣，甚至是娱乐宴饮。

4.酒对文人及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酒与文人的亲密关系一直都被人们所关注，其中探寻出酒与文人能够相互影响、乃至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酒有利于文人的创作

文人们倾向与认为酒能刺激人的中枢神经，激发创作的冲动，使艺术创作处于最佳状态。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序中写道：“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之后，他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诗佳句。唐代诗词的传世之作，有不少得之于作者酒后。李白“斗酒诗百篇”。据对宋代“酒诗”的统计，宋代文学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们与酒有关的诗数量最多。郁达夫说：“酒醉方能说华语”，美酒点燃了灵感的火花，文才又借美酒发挥得淋漓尽致。酒助诗兴，诗伴酒生。

（2）酒有利于文人交朋结友

 其实酒与文人紧密关系的建立过程中，首先是由于酒在宴饮中烘托相互交流之气氛的关键作用。酒与茶不同，虽可以一个人独斟独酌，如李白在《月下独酌》中“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对月独酌，自有一番苦趣；但如有“相亲”者为伴、聚众而饮，则苦趣变为乐趣，是另一番热闹欢腾的场景。合家欢聚，群朋集合，绝不能少了酒，酒联络了主客间的感情。东汉孔融曾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在魏晋的文人诗会中，酒也是他们联络感情、感物兴诗的中介。王羲之在《兰亭诗序》中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天朗气清，微风和顺，名士们在饮酒咏诗中，体味到了人生的欢乐。历来都多有文酒会之举，以文会友，借酒助兴。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今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渐康乐。出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生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阖门之欢，何其乐哉！清代的黄周星认为最好的交流时机“莫过于饮酒之顷”。久别重逢，或忽遇知己，置酒对饮，叙谈心里话，交流感情，更是常有的事。黄庭坚与黄几复是老朋友，多年未见，忆起当日相聚的种种情事，诗人只用了一句“桃李春风一杯酒”（黄庭坚《寄黄几复》）。看似平常的“一杯酒”，却包含了朋友之间无穷无尽的感情。孟浩然到老朋友那做客，其乐融融，“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杜甫和李白分别以后，最热切的希望是“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正如一句老话：“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朋友情感的一种纽带。

（3）酒是文人躲避风险的工具之一。

 魏晋时期，司马氏和曹魏集团之间争夺政权异常激烈，文人的生死取决与对司马氏的向背。一些正直的文人对此进行各种反抗。纵酒佯狂既可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又可以保护自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阮籍对现实不满又无法解脱，他的82首《咏怀诗》里的诗人形象是个痛苦无奈到极点的人。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乏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的勇气。因而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司马昭为晋武帝求婚于阮籍，阮籍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事情才告一段落。又，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几次想从阮籍口中套出对时事的评论并欲罗织罪名加害于他，阮籍也是以酣醉获免。尽管这只是个案，但却成为后世文人以酒抒发对现实的不满的滥觞，在酒中寻找解脱和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