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诗文，关系密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苏东坡于是乎“把酒问青天了”;晋代的陶渊明更是如此，几杯“黄汤”穿肠过肚后就侃起了“桑麻”来了。

　　其实，酒与书法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唐文宗时期，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和草圣张旭的草书，被称为当世“三绝”。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写草书前也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室内疾走呼叫一阵，然而再提笔写字。有时兴至，干脆将头浸在墨池中，以发代笔书写。等他酒醒后，看到那满纸龙飞凤舞、笔力恣肆的狂草，往往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字。可见张旭嗜酒嗜书到了何等地步。苏东坡说：“枯肠得酒芒角出。” 黄庭坚在《枯木道士赋》中对苏东坡的创作情态说得更妙，“东坡尤以酒为神，故其觞次滴沥，醉余颦呻，取诸造化之炉锤，尽用文章斧斤”;米芾也说东坡“醉时吐出胸中墨”。那么，为什么古代许多杰出的书法家都喜欢酒后微醉时才落笔书写呢?原来是这样的，醉后作书，能达到物我两忘，而又手心双畅的地步。继张旭之后，唐朝还出现了一位大书法家怀素。张旭和怀素都以草书著称。两人又都喜欢酒醉后作书，写字时又都癫癫狂狂。故人们并称他俩为“颠张醉素”。怀素本姓钱，年幼出家，跟随伯祖父惠融禅师。惠融禅师醉心于书法艺术，造诣很高，两人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很有影响。怀素练习书法非常刻苦，因家贫无纸，他便种了万株芭蕉，取芭蕉叶练习写字。后因芭蕉叶不够用，他又找了一板一盘，漆过之后，用来练字，反复书写，板和盘竟然被他写穿了。正是因有了这种刻苦精神，使他的书法艺术日臻完美，最终成为张旭之后独步一时的书法大家。李白就曾在他的《草书歌行》一诗中赞叹怀素的“草书天下称独步”。

　　怀素喜酒后书写。他虽出家为僧，但却照吃肉喝酒，一日九醉。每至酒醉兴发，即振笔疾书，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不信手而书。时人称之为“醉僧”，称其字为“醉僧书”。同是僧人的著名诗人贯休写了一首《观怀素草书歌》，诗中写道：“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师不谈经不说禅，筋力唯于草书妙。” 笑说了这位“醉僧”的书法成就。钱起则称他是“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李白则写诗赞叹道：“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酒与书法关系之密切，史上流传着很多奇闻逸事。汉代的扬雄，喜“作奇字，嗜酒，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清朝的张廷禄，“善草书……性豪嗜酒”，他常常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换酒饮，晚年归隐时，曾经醉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可将去藏之，二十年后，必有知宝贵者也。” 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自信到了何种程度。清代的道士白玉蟾，“喜饮酒，不见其醉，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他的大字草书，“若龙蛇飞动”。但是，酒能醉人，酒能使书家的书法佳妙，却又往往误事。明末清初的归庄“性豪放，善饮，酒酣落笔，辄数千言不能止”，他酒后赴考，提学御史元炜“怪而黜之”，但又“惜其才，旋复焉”。由于嗜酒，归庄几乎名落孙山。姜宸英更是如此，“累以醉后违科场格至斥”，好几次因为醉后赴考而被赶出考场。

　　有趣的是，古代有些书法家，因为贪杯而被骗走书法作品的，也不乏其例。清代“杨州八怪” 之一的郑板桥，由于喜欢酒肉，而误落沽名钓誉的、故作清雅的盐商的骗局，被骗去书画。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清初傅山的身上。京城有一个“打钟庵”落成，主持僧求傅山书写庵名，傅山则以此僧的品行不端而拒绝。但是，主持僧却求傅山的朋友帮助，此友设席灌醉傅山，又假装写不好预先镶有“打钟庵”的诗，就请他帮忙。此时傅山已醉，上当而为之书写。事后，傅山就和他的朋友断绝来往了。

　　史上有很多书法家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饮酒不纯粹是为了口腹之需，而是为了使书法更佳妙。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在书法的学习、创作过程中，不能盲目学习古人的贪杯，否则会有“东施效颦”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