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肚痛帖》拓片

书酒渊源，由来已久。汉灵帝时，征召天下工书者，至数百人，中以师宜官为最。师宜官，性嗜酒，或时不持钱，至酒家，痛饮罢，便题壁而书，观者云集，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大抵酒后作书，姓名可传者，自师宜官始。那是东汉晚期，约在一千八百年前。

且不说师宜官“钱足而灭之”，颇自矜重他的书法；也不说“以书酬酒值”的超前经济效益，我们先从酒与书法的表演性聊起。

书法创作具有表演性，如同钢琴演奏。钢琴演奏会上，不但听其音，而且看其弹。书法亦如是，不仅赏其迹，得见成功之美；亦须观其写，得知所致之由。书法表演，既展现书家的创作状态，也呈现毫端的挥运之妙。其中酒的作用不可小觑。它能激发欲望，点燃激情，增强效果。东汉师宜官的酒后书法表演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者，当属唐代的“颠张醉素”。

“颠张”，即是张旭，后世尊为“草圣”。每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醉素”，即是怀素，永州僧人，以狂继颠，丝毫也不逊色于张旭。狂僧往往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乃醉倚绳床，须臾之间，千张扫尽；粉壁之上，万字纵横。

是以“颠张醉素”，书酒之间，全不矜重，任性而为，如此酣畅痛快的书法表演，确实产生了“王公前”“动京华”的轰动效应，书名大盛。此号为豪情一派，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酒后作书，不唯能尽书法表演之效，个中更有深意在焉。

张旭酒后，以头濡墨，呼号狂走，笔墨表演背后的真意，唐代大文豪韩愈最为懂得，堪称知己。他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又说：“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可谓抒发性情，探彼意象，将主观客观，包容大得，所以能够成就出披肝沥胆、掀天揭地的艺术造诣。此中酒之用，可谓大矣！

至于怀素，醉来信手，粉壁纵横，全不管佛门的清规戒律，更不在乎世俗的品藻讥弹，只为求得那艺术的一段大境界。他的舅父钱起也颇能会得此中的妙处，有诗说他：“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书中“醉里”，境界所求便是这个“真如”。何谓“真如”？本是佛门中语，若强言之，“真”者真实之义，“如”者如常之义；而其实本不可言。此不可言之境，正如醉后恍惚缥缈，逍遥无际，反倒触着艺术的最高层，即“道”之所在。所谓“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故而人人欲问此中奥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此酒之功，至其极也！

好书法，真性情，大境界，酒足以发之。当书家一往之豪情意气，被酒精点燃，便砰然一声，绽放出绚烂的礼花。

若以书体言之，酒之于书，特别着意于狂草。草书之为体，体态简约，点画流动，表情达意，别有优长；而草书之狂草一体，其情奔放，其味浓烈，草圣相遇酒神，如豪杰挽英雄，自然惺惺相惜，大有激扬文字、粪土王侯之意。至于“颠张”的《肚痛帖》，“醉素”的《自叙帖》颇能见其端倪。一个率尔短札，雄奇角出；一个长篇巨制，烟云跌宕。当出酒后所为，洵是千古杰作。所以，时人以为“张旭三杯草圣传”，随后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草之与酒，是可谓情相依、性相近，所以能撷意象、宣性情、得真如，终究归在一个“真”字。人或以为在一个“狂”字。诚然，张旭以头濡墨，可谓狂矣；怀素忽然绝叫，亦可谓狂矣。然则，情真者，狂之妙也；情悖者，狂之弊也，而衡之在“度”。狂之有度者，酒为我用，情真气盛，自有真意；狂之无度者，我为酒使，滥情躁气，尽作丑态。过则于人于书，未必有益，或有大害相防。

明代徐渭才大气豪，着实一酒徒。总督府有事寻他，来人却报：“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至其晚年，佯狂益甚，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自有诗云：“猖狂能使阮籍惊，饮兴肯落刘伶后？”其酒狂如此；于其书，确二三杰作，狂飙突进，豪情盖世；然大多粗糙，笔墨不到，躁俗为恨，只为狂药拖累。而于其人，或持斧击头，头骨皆折；或引锥刺耳，深入寸余；又以槌碎肾囊，更以疑杀继室。精神分裂，几近癫狂。于人于己，大不益也。

另一位赫赫有名之明代草书家解缙，少年得志，太祖皇帝曾亲为持砚，而性好臧否，冗散自恣，任情书酒。尝作《草书歌》云：“墨池磨竭沧海水，秃笔堆作西眉山。豪来酒倾八百斛，醉后颠狂随所欲。”常以性使酒，乘酒而书，往往失落。人以为其所作，纵荡无法，又多恶笔，目作镇宅符。至于其人，明成祖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有上囚籍者，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乃被醉酒，埋积雪中，立死。卒以酒死，岂不痛哉！

徐渭伤身，解缙殒命，虽是其性其狂使然，而酒亦傍之。狂者，成也在此，如旭素之侪；败也在此，似徐解之辈。若此徐解二人，虽著狂草书名，而终未能极其至，至于书道修身之本，更复大失矣！是故书法与酒，在真不在狂。真时，不狂亦佳；悖时，狂更不佳。

挟酒以书，既有旭素徐解古来贤者大倡于前，自然不乏今人跃跃举杯效法于后。笔者所见多矣。其中自有酒后高情，淋漓挥洒，生气凑泊，人书俱妙者；然却多是任笔为体，哗众取宠，殊无足观；更有甚者，翻腾跳荡，呼号叫嚣，丑态不一而足。此般啐余的杂耍，非是艺术的表演，不唯伤身，亦且败俗，更无关于情性境界。枉将酒中情真气盛之妙，沦为滥情躁气之陋。盖以酒态之丑，欲成草书之美，不亦谬乎！

表演，终归外在；书法，究在本真。尝见一颇滑稽者，虚衔累累，号为名家。酒席宴上，红黄兼白，三盅全会，酒气拂拂，冲撞顶门，划然大啸：“拿笔来！”不时一切停当，“表演”即刻开始：其人挽袖攘臂，大笔摇摇；众客伸颈屏息，万目睽睽。猛听“扑通”一声，以头抢案，直挺挺倒下，墨为之翻，笔为之折，污秽狼藉，呼之不起。后至右目眼睑下垂，不复常态，总作若开若合之状，常似半醉半醒之间。由是复喜，自谓其书：“大得亦虚亦实之妙！”闻者以为笑谈。

杨健君书王冕《题画梅》